出邓州市区，沿着东南方向驱车行进12.5公里，你会看到一个绿树掩映、平静宁谧的村落——尹集村。

    如果，你只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中原村落，用一种平常的眼光来看视她，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她貌似不动声色的表情背后，正掩藏着一段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 

    这里的高氏家族，曾于清朝乾隆至光绪年间，接连考中十二位进士，或父子齐名，或兄弟同榜，一时传为佳话。乾隆二十四年，三朝元老刘统勋亲笔题写“进士及第”匾额，悬挂于高氏门楣。史家考证，这种科举时代奇异的文化现象，全国独一无二。 

    传奇至此并未戛然而止，因为在考中的十二名进士中，除一位尚未出仕便病逝外，其余皆有职官，更有一位后来出任了台湾知府，政声卓著，光耀史册，更使尹集村名播宇内，声震海内外。 

    这位进士名就叫高叔祥，字业瑞，号菊圃，1806年出任台湾知府，1807年卒于任上。十二位进士去世之后，遗骸全部归葬尹集村西的高氏祖茔，归葬处，称为“进士陵园”。

        就在2015年5月4日台湾大选在即的敏感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台湾专程赶来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行。次日，我们一行驱车来到邓州尹集村，在一望无垠的麦田间，在凉风习习的村荫下，凭借乡民的只言片语，透过残破的碑文谱牒，试图拂开历史面纱，探寻高叔祥，这位清朝中叶台湾知府的人生旅程，进而了解进士陵园背后的诸多传奇。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在尹集村东南角处一座浓荫碧翳的四合院内，伴随着阵阵呱呱的啼哭声，一个孩子诞生了。孩子的爷爷给孩子起了个名字：高叔祥。高叔祥六岁那年，父亲高名士考中进士，出任安徽祁门县令；乾隆四十九年，三十四岁的高叔祥再次考中进士；道光年间，高叔祥的孙子高振宛、高振洛又双双考中进士，因此在邓州乡里，尹集高氏便有了“一门四进士”美誉。 

    进士及第的高叔祥回到邓州，在花洲书院担任“春风堂”主讲一年后，开始出仕，先后在福建海澄、龙溪、诏安、漳州、建宁等地担任县令、知府等职；1806年四月，因“素著政声，为熟练之员”，清廷诏令其出任台湾知府。 

    当时的台湾，正处在以蔡牵为首的民众暴乱时期，再加匪盗侵袭，倭寇骚扰，生产生活破坏严重，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人民颠沛流离，政局风雨飘摇。高叔祥在这种形势下接替台湾知府一职，实可谓临危受命，挽狂澜于即倒。 

    接到朝廷委任诏书的当天，高叔祥便令家属返还邓州，孝顺老母，并传口信曰“余自束发受教，便即秉承范公‘优乐’精神，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此去（台湾）若有不治，必无再见邓州父老之理”，然后便带上一子一女，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登上了前往台湾的客船。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高叔祥独站客船艄头，目不转睛的盯视着台湾方向，浪涛打湿了他的袍角，狂风吹乱了他的须发，但他忧国忧民的焦虑眉头始终紧拧未解。 据维基百科《清朝进士列表》载，清朝共举行会试112科，录取进士两万余名，平均每科录取数量不足二百；当时人竞以军乡芳”。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为操累过度，积劳成疾，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八月，年仅57岁的高叔祥病逝在了台湾任上。 

    高叔祥病逝的消息传出，台海两岸百姓无不大恸，纷纷举办祭奠仪式。台湾人民为了纪念他，还特意为他修建了衣冠冢。 

    胸怀“优乐精神”的高叔祥出仕13个春秋，始终恪尽职守，勤政爱民，其卓著政绩朝野咸知。如今，国内尚存《攀辕图》一幅，反映了当年离任时福建诏安百姓对他的依依不舍之情，同时还流传《攀辕歌》一首，歌颂着他在福建诏安任职期间的懿行卓绩： 

    公勿去，公去民即苦，小人住穷乡，入城怕差卒。 

    公勿去，公去路难行，一日无此君，途见有狼虎。 

    公勿去，公去谁我顾，世仇公可解，含怨公可诉。 

    …… 

    这样一位英杰俊才？至今，在尹集村的高姓乡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明朝洪武年间，高氏家族刚刚迁居邓州不久，一个外地的风水先生口不满百人的高氏家族，何以竟能在短短时间内接连考中十二名进士，尤其是孕育出了高叔祥。

    高叔祥充分认识到台湾为祖国的东南门户，军事位置极其重要，因此一到任上便即投入到了紧张繁忙的公务之中。他招募游民组成高山族义勇军，驱海盗，抗倭寇，并亲率兵勇围捕蔡牵，逼其逃入外洋，再不敢踏进台湾本土半步。台湾的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了下来。 

    当时的台湾，不少地方尚为蛮荒之地，经济发展十分落后。高叔祥在救济孤寡、扶携老残的同时，积极兴办学校，开辟盐场，修治港口，扩大贸易；积极组织乡民垦荒辟壤，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他派人回到邓州老家，选择12名精通耕作技能的老农，带着绿豆、芝麻、烟叶等优良品种，漂洋过海前往台湾传授栽培技术；一年后，当地农业大获丰收，乡民们一面载歌载舞，一面手提肩挑，给高叔祥送来了刚刚采摘的绿豆瓜果。 

    为了融洽民族关系，高叔祥还积极倡导当地的汉人与高山族通婚，他率先将女儿嫁给花莲县一位酋长之子达罗统纠为妻；在他的率先垂范下，当地各族居民互通婚姻，出现了和睦安定的大好局面。由于高叔祥的勤政努力，宵衣旰食，莅任四个月后，台湾境内大治，“抵台四阅月 在路过尹集村时骤然患病，卧不能起；当时的高氏先祖明远公将其救起，并悉心照料直至痊愈。这位风水先生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悉心踏勘三天，终于为高家寻访到了一处龙脉旺、文昌盛、龙砂穴水案向具佳的“三元不败”的风水宝地，言称可保高氏家族一百八十年繁荣兴旺。这处风水宝地位于尹集村外的段山寺脚下，高明远死后即安葬于此，从此高氏后裔明远慧达，人才辈出。 

    传说毕竟归于传说，而且其中的宿命论成分也注定不能令人信服；据考察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应是这样： 

    高氏家族虽然务农，却为书香门第，历来讲究耕读持家，代代俱以科考为荣；“耕读传家久，读书济世长”一直作为族训而辈辈遵循无违。正是这种农耕文化与书香文化的交相熏陶，奠定了高家人才辈出的良好基础。 

    其次，与高家相邻而居的王楼村王姓村人原为大户，村里办有私塾，高家最初的几位进士均曾借光叨惠，在此受业就读；高家显盛后，专门辟出村北关帝庙作为本族学堂，高薪聘请有学问、有德行的教书先生担任西席，凡高氏学子，只要有志科举，俱可在此免费就读。 

    再者，位于邓州市区花洲书院内的“春风堂”，曾系北宋中叶范仲淹知邓期间为政施教的地方，当年范仲淹就是在这里执笔写下了《岳阳楼记》。自范仲淹后的数百年间，花洲书院一直成为中国文人凭吊敬仰的文化圣地，“春风堂”更是书声琅琅，从未断绝，范仲淹的“忧乐”精神也经代代名儒耆硕传唱不衰，发扬光大。高氏后人正是在“春风堂”中接受了进一步的教育，并由此走进科场，蟾宫折桂。 

    毫无疑问，高叔祥自然也是浑身散发着浓浓的书香气息，沿着王楼村、关帝庙、“春风堂”的足迹，凭着科场上挥笔而就写下的锦绣文章走向朝堂，走上仕途，最终走到了台湾。 

     五月的阳光，温和中渐显暴烈；田野间，麦秆挺直而密集，麦穗肥大而饱满，东南风徐徐而来，掀起一波又一波金黄色的波浪。这一切，都在兆示着一个丰收季节即将来临。 

    站在尹集村外以高叔祥为代表的十二进士陵园前，按照乡民们的娓娓述说，我的目光穿透尘封的历史，尽力想象着、重现着这里曾经的繁华景象。 

    当年的进士陵园占地九十余亩，园内柏树蓊郁，碧草青葱。每座进士陵墓前都竖着一尊石碑，石碑由石龟驮于背上，碑帽正面雕着双龙戏珠图案，碑身文字详尽的记述着这位进士生前的履历懿行。为了保护陵 园，单是看守人就雇请了十多个。每年逢遇重大祭日，园内总是人头攒动，香烟缭绕，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了附近的庙会集市。 

    我不知道当高叔祥的人生之舟搁浅在遥远异乡的时候，他的目光是否穿透缥缈的飓风浪涛，久久的凝注着故乡邓州，而目光里是否又流溢着浓浓的思乡哀愁？我只知道高叔祥在病逝后，由其子扶柩漂洋过海，历经颠簸艰辛，终于回到生他养他的地方，灵魂安住祖茔。然而也许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以他为首的十二进士陵园会在百余年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树林被伐，碑楹被砸，有的进士陵墓甚至被抛棺掘尸，直至1996年陵园修缮时方重新归葬。 

    站在麦田中间的水泥乡道上，我们望着几座残破碑楹和萋萋碧草间的陵墓，努力的辨认哪座里面躺着的是高叔祥，这位曾在史籍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台湾知府。关于陵园的现状，邓州籍作家翟文杰在《时间深处的美丽》一文中，做了这样的描述。 

    “土路旁，沟渠岸边，田间塍上，散落着几块古旧的残碑，有的貌似完善，细视有水泥修补的痕迹，有的只剩半截，或立、或倾、或卧。近碑拂拭辨读漫漶不清的文字，苍耳子就勾满了裤脚。……据说，这里当年曾丘冢连绵，古柏森森，今已荡然无存。大炼钢铁时，伐木掘棺为薪；破四旧日，拽碑倒地，横于沟渠为桥，残碑上断断续续的文字，在行人的脚下喘息呻吟。陵园内的一对石猴也在几年前的一个深夜不翼而飞，恐是村中内线作底，为文物贩子所盗。文化延续的脉络仿佛一根绳子，在纤细处断了；书香世家曾经开出的鲜花，花瓣已在秋风中凋零。” 

    百年风雨，百年寒暑。如今的进士陵园仅存文物54件，其中有高叔祥的生前著述《秋芳集》，有高叔祥的神道碑和受业门人为其所立的功德碑。这些文物劫后余生，观之令人倍感珍惜。 

    “如果当年这里没有遭到致命性的破坏，说不定……唉！”面对残破不堪的进士陵园，一位乡民虽然欲言又止，但我却听明白了他话中的所有含意。 

    驱车回城路上，再次回望了尹集村一眼，心头忽然浮起几丝忧伤，不知是为那中断的缕缕书香，还是为那残破的座座碑楹……